（程介明：香港大学原副校长、荣休教授，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）

上周谈到OECD 关于学校未来的四种情景，又与朱永新的“未来学校”互相呼应。这之后，参加了几个会议，不期而然，都与这个话题有关。国际上、中国内地、香港，在教育问题上的讨论，话题正在迅速转变，汇聚到“学校的未来”。因此在这里以读者分享。

这种话题的转变，是因为全球的疫情肆虐，学校被迫停课。停课带来很多的不幸，在很多国家，冒着剧升的疫情还要复课，就是因为心痛与学生失去了教育。而教育，往往与“上学”划上等号。“上学”很重要，学校是教育的重要基地，这大概没有人会否定。关键是，当“上学”成为不可能，怎么办？

于是出现全球性的“线上教学”，其散播速度不亚于新冠肺炎。（虽然不排除世界有些角落、即使是富裕国家的有些角落，束手无策；学生白白丧失了几个月的学习。）不过，同样是线上教学，却会有不同的取向。第一种：尽量希望能够满足实体课堂可以做到的。第二种：在停课的情况下，改变了不少学生的学习模式，有了不少新的尝试。第三种：抛开原来正规课程的格局，设计新的学习尝试。

这里面，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，会有不同的情形。例如在公开考试压力大的地方，忙于完成应试需要的学习内容，就变成了教师和学生最牵挂的。不同的年级，也会有不同的情形。例如高年级的学生，自学的可能性就比较高。幼稚园，就始终是“重灾区”。当然，教师的心态与水平、学校的文化、教育制度的运作模式，都令到各地发生的种种尝试很不一样。因此，全球的图像，是非常多元参差，但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，丰富灿烂。

学校社会，结成伙伴

不说全球，只看香港，也是一样。有些学校，不习惯变化，开始几个月，按兵不动，到后来也不得不变。有些学校，开始时勉为其难，权宜姑且，后来才热起来，结果产生不少精彩的经验。也有些学校，平常就很多创新，广纳各种教学资源，停课之下，反而大展拳脚。不同的学校，其文化、习惯、心态都会不一样。就算在同一所学校，不同的教师，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施展空间。香港因为采取“校本发展”模式，因此有横向的多姿，但也有纵向的参差。这是现实。现实本来就是复杂的，只是人们惯于简单的单一结论，来判断或者描述一个复杂的情景。

但是，在种种五花八门、目不暇给的情形里面，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：学校的墙，正在被打开。是疫情，使学校的墙，不由分说地被迫要打开。也使学生，被迫要在学校围墙以外学习。这与OECD的学校前景 – 教育外判、学校成为学习中心、… -- 不谋而合。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网上讨论，不论是国际、内地还是香港，正在逐渐移向“学校的未来”。因为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，诱使人们去考虑：把学生关在学校的墙内，必要吗？足够吗？合适吗？也诱使人们去考虑：把学生放到学校的墙外，有可能吗？有优点吗？有缺陷吗？

再想一想，学校的墙，其实已经不断的在打开。不过疫情之下的停课，逼使我们去打开“课堂”的墙，而课堂往往被认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。不是常有人说：“教师要教好每一堂课！”“学生的转变，由课堂开始！”课堂没有了，就成为对学校教育最大的挑战。

为什么说，学校的墙，不断的在打开。第一种情形：学校授课结合现实。这本来是多年来许多教师所做的，良好愿望是希望学生学的有用，又或者学得有兴趣。今天看来，其意义，其实是脱离“分数”、“考试”、“学历”这些“实际”，而把“课堂”扩充到课堂以外。这是过去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。回想笔者在学校学物理，牛顿定律，是从黑板上的公式开始的，接着就是习题计算，根本没有空间知道其实在意义。是完全另外一种学习，现在已经比较少见。

社会参与，已成常态

第二情形：把社会引进学校。学校邀请校外的力量，进入学校协助-- 家长进校、校友回校、嘉宾讲座、驻校音乐家、驻校作家、体育教练、舞蹈教师、… -- 在香港学校已经是司空见惯，不是什么新闻。都是把校外的现实，拉进校内的学习生活。就像本栏介绍过的，从社会新闻、街头现象学习法律理论，就是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，理论是从社会上来的。

第三类情形，把学生送进社会。这在最近几年，愈来愈广泛。一项全港1595所学校的调查，包括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、特殊学校，平均每所学校11.3个项目，属于与校外社会上的机构结伙；涉及超过5000个校外单位。除了一贯的种种比赛，很多都是课程以外的活动，把学生的学习经历，拓展到学校以外的现实环境。也有一些项目，让学生到真正的社会岗位，亲身体验工作的现实（而不是职业培训）。

第四类情形：在学校以外学习。这里指的，不是校外的补习学校，而是失学的儿童。笔者曾参与筹备在香港举办的“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”（2009），就接触过印度一位女教师，在火车站开班，让在流浪的孩子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，也让他们有信心寻找自己的前途。在香港这样的社会，也有中途辍学的青少年，他们如何学习？稍为年长，不通过学校而学习，由于电子平台的普及，就更加是一种普遍现象。

第五类情形，建设学习型的社区。上周末博鳌教育论坛的主题，就是关于教育的社区化。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地方，作了很有意义的尝试，把整个社区，建设成为一个学习社区。港大建筑系的同事，也曾经在内地设计一个学习型的社区，里面的学校设施，已经融化在社区里面。另一个出名的例子，是加拿大的综合学习指标（Composite Learning Index），是根据UNESCO的学习四大支柱– 学会生存、学会学习、学会实践、学会共同生活– 设计出一个指标体系，用来标志一个城市的“学习化程度”，共17个领域，26个指标。例如：学生的解题能力、在职培训的机会、每户用在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现场表演艺术的支出、… 等等。

疫情冲击，挑战观念

但是因为疫情，看到的却是新的一面。在一个会上，香港的“翻转教学协会”在一个港大与内地“教育三十人论坛”合办的大型论坛上，首先提出的是在线上运作，“如何面对有学习困难的学生”，引起了听众很大的兴趣（当时境内外有4.5万听众）。同一个会，江西宁都的教育局长，介绍了如何在疫情中，运用线上学习，让学生有了新的学习兴趣，也有了新的自信心；而这个县，本来是一个贫困县。笔者最近到过不少学校，也看到不少教师，在疫情之下，正面积极地让学校出现新局面；而这些学校，有些因此转弱为强，有些因此全校教师、师生更加团结，甚至有些从频临倒闭的边缘，而变得生气勃勃。

笔者的观察，这是因为疫情的冲击，打破了旧的思维与规限，绝处逢生，反而带来了新气象。他们有了新的目标、新的途径，反而摸索出新的教育意义。这就是教育的新常态。其意义，不可小觑。

由于学生知识增长的途径不一样了，学校的墙，正在消失。绝不是不要学校，而是学校的角色正在改变。学校教育的意义，会很不一样；人们对学校的成败优劣，也会开始有不同的观念。学校的排序，将会很不一样！（来源：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）